未来，我国企业应围绕科技和市场主线，提高技术水平、增强研发能力、拓展品牌渠道、扩大市场份额，跳出“低端锁定”，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两年，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了困难和问题，包括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三座大山”。如何顺应形势变化，全力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本报《理论周刊》邀请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谈谈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应如何为民企提供更好的服务。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

　　●国际分工格局正在重构

　　《金融时报》记者：请问您如何认识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新变化?

　　洪崎：从国际看，中美经贸摩擦正在打破原有国际分工格局。改革开放前，美欧日是研发中心和销售市场，“亚洲四小龙”是生产中心，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原材料基地，中国基本不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后，一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逐渐成为最主要的全球生产中心，美欧日仍是研发中心和主要市场，资源富集国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中心。但金融危机后特别是最近几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纷纷提高贸易壁垒，要求本国在外投资企业回流，甚至破坏WTO为主的传统贸易规则，原有国际分工格局正在重构。面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回流”和市场“截流”，我国要继续保持制造中心，同时建设市场中心和研发中心。

　　从国内看，我国正从传统比较优势向新的比较优势过渡。过去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改革开放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碰头的产物，是人口红利、资源充裕、环境容纳量大、工业化需求大等比较优势下，自然形成的分工格局。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基本实现和各项生产成本上升，周边发展中国家低成本比较优势凸显，我国中低端制造业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分流”的局面。内外因素作用下，我国多年形成的传统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等模式已经难以继续，亟待转向新的模式。应该说，改革开放4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中，我国经济发展逐步上台阶，不断形成了新的优势。未来，劳动力素质较高、部分行业和技术领先、市场空间较大等新的比较优势，决定我国的国际分工新方位。

　　从价值链看，我国企业亟须向价值链曲线两端攀升。近几十年，国际贸易经历了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的转换历程。与此相伴的是，中间品和产成品贸易占比逆转，从2000年的3∶7到目前的6∶4;跨国企业逐渐主导国际贸易，目前已占全部贸易量的80%左右。这种变化的内在逻辑是，在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科斯的企业边界理论、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全球价值链理论，跨国企业凭借科技、市场、渠道、品牌优势，通过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整合全球资源，与各国企业合作、优势互补、降本增收。但在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企业仍然呈现“参与多、主导少，低端多、中高端少”的特点。2019年世界500强中，中国用近1.1倍于美国的企业数量，却仅创造了美国营收的80%，利润的60%。

　　●企业对金融服务提出新的需求

　　《金融时报》记者：新形势下,我国企业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这对金融机构提出了哪些要求?

　　洪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九大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要求。未来，我国企业应围绕科技和市场主线，提高技术水平、增强研发能力、拓展品牌渠道、扩大市场份额，跳出“低端锁定”，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基于此，我国企业将产生新的金融需求。

　　一是跨国企业在经贸摩擦背景下，将调整市场、供应商和经营模式，更加注重开拓“一带一路”市场，大量整合发展中国家资源。“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我国同沿线国家贸易额超过5万亿美元，是25个沿线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和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年均分别增长7.2%和19.2%，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82个，入区企业4000家，说明我国企业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贸活力不断增强。其中，高端企业重点推动了高铁、建筑和基础设施、电子通信等我国优势产业，凭借经贸合作区、国际产能合作等载体，推动中国制造、中国工程、中国服务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在发展中国家贸易环流中的枢纽地位，需要调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整合沿线各方面资源。相比之下，“一带一路”沿线情况复杂，金融供给有限，有金融需求的跨国企业的数量明显增加，需要我国金融机构同步走出去，并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金融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