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华涛 马晓煜 林 琳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民生领域的一次重大创新，是有效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有效防止返贫的重要实践和经验。然而，截至2019年2月， 中国仍有399个国家级贫困县、1660 万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

已有相关研究者认为，贫困地区扶贫对象普遍存在创业观念缺失，创业意愿不高（Yadav，Goyal， 2015），资源所有权、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风险资本（B r u t on， Ahlstrom，Si，2015）等资源问题， 创业生产力和技术含量低的问题（Usman，Tasmin，2015;Thiem，2015; 王嘉毅等，2016）等。目前存在一种情况，许多风险贫困模型逻辑并不是对我国精准扶贫实情的进一步研究。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如何优化精准创业政策，政策设计仍需强化精准内涵。本文将坚持精准内涵、围绕创业扶贫面临的多约束条件，研究中国情境的扶贫政策设计，以期丰富和发展精准扶贫与创业扶贫的相关理论，为各级扶贫开发办公室等部门提供创业扶贫工作的理论依据，为精准扶贫对象理性选择自主创业、深度参与创业扶贫工作、科学规避创业扶贫误区提供思路和建议。

理论依据

（1）精准扶贫与创业扶贫理论

区别于一概而论的“粗放式” 扶贫、途径相对单一的“输血式” 扶贫，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的解决贯穿于当代精准扶贫的全过程。而在具体社会实践中，这些问题的形成机理往往多种因素交织、解决和发展过程中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

具体实践中，一部分贫困户因家庭条件先天性底子薄、自身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客观约束条件而逐渐丧失脱贫信心。同时，贫困的现状加重了贫困户的风险防范心理和保守观念，使得脱贫意愿往往也只停留在主观意识层面，无法转变为一定的脱贫行动。即使是脱贫意愿强烈的贫困户，脱贫的道路上也时常受多约束限制。贫困不仅仅指资金的缺乏，社会资源、技能资源极度短缺也是致贫原因。贫困地区受历史地理制约、物质资源限制等，使得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低、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源稀缺，可直接利用的脱贫资源不足以形成成熟的脱贫路径。在无外界力量扶持的自然生态下，贫困户的代际传递难以阻断，贫困户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 贫困地区普遍人才回流少、人才流失严重，而在当今知识社会，基础教育的不完善意味着信息获取和技能学习等能力的不足，贫困户的脱贫能力、途径进一步受约束。

创业扶贫作为能够刺激资本流通、提供更多岗位和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是对原有单一“输血式”扶贫的一种优化，资源的巩固和发展，贫困家庭脱贫的内在动力的刺激，以及脱贫意愿的强化，都导致了贫困家庭能力发展的增强。精准扶贫与创业扶贫在多约束背景和宏观规划等多方面上相辅相成，将精准扶贫理念与创业扶贫途径相结合，有助于精准突破贫困问题的症结。

（2）社会交换理论

在多约束条件的客观环境和人的理性意识的作用下，出于解决生存问题的物质需要和追求小康生活的自我实现需要，脱贫成为贫困户的目标取向。在当代中国，经济体量、创新创业的迅速发展和贫富差距、城市化等问题的凸显同时存在，精准扶贫、创业脱贫成为党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和抓手，是扎根人民群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重大工程， 层次丰富、意义深远。

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力需求、创业前景、社会网络，与贫困地区的创业意愿、良好的自然禀赋、大量劳动力等多种物质和非物质约束条件，双向吸引、精准匹配、整合开发，有助于社会在交换过程中创造价值、协调发展，符合各类人群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创业扶贫作为其中一种重要的实现形式，在实践中将自我脱贫努力、贫困户聚力互助和社会他助资源互补结合、充分涌流，发挥了创业效应，实现了一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

（3）要素禀赋理论

由于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受多约束条件综合影响，所以克服和解决约束条件是精准扶贫攻坚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农民趋利避害的自发选择还是区域产业开发的整体导向，因地制宜要求贯穿于精准创业扶贫的过程。派驻村干部、“五个一批”的机制设计等都在寻找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降低脱贫成本。

面对动态性和复杂性兼具的外部环境和地区间激烈的市场竞争，一味迎合市场对于脆弱的贫困地区创业产业而言，不确定性风险极高，很难培育可持续的支柱产业。而找准和发扬贫困地区发展中的比较优势，为精准创业扶贫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基础。将贫困地区的天然优势转化为地区所需的物质条件，将资源、能力等“多约束”转变为已掌握技能、可利用资源等“多动力”。

政策设计

（1）精准创业扶贫的“普惠政策+特惠政策”设计